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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大钧：刘大钧教授谈易学刘大钧教授的谈
刘大钧教授谈易学
刘大钧简介：山东邹平人，１９４３年１月生。现任中国周易学会会长，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山东大学中国哲学博士点学术带头人、博士生导师，《周易研究》学刊主编，北京大学哲学系兼职教授。刘大钧先生长期从事易学研究，特别是在象数易学研究领域建树颇丰，出版《周易概论》、《周易经传白话解》、《今、帛、竹书〈周易〉综考》等学术专著多部，主编各种重要易学论著、论文集１０余部，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周易研究》等重要学术刊物发表学术论文３０余篇。
１、刘教授，大家对您所从事的研究都很关心，您能不能先给大家谈一下自己现在正从事的研究工作？
易学研究分两大块，一个是象数易学，一个是义理易学。《系辞》称：“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易》是模拟天地万事万物的变化、变通的书。譬如春去夏来，夏去秋来，秋去冬来，冬去春再来，然后又一个轮回。白天去了夜里来，夜里去了白天又来，“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因为八卦是对天地万事万物和人的模拟，故《易经》是模拟天地之道和人事变化的书，故先儒认为《周易》的经文是由“圣人设卦观象”而系辞的，故欲研究其卦爻辞经文，就必须先研究产生这些经文的 “象”与“数”。
我认为我们山东大学之易学研究最具特色的是象数易学，易学发展史以象数为主，义理是通过象数来阐发的，没有空头出来的义理，你如果连象数都搞不清楚，怎么去谈义理？你必须先了解占筮与象数才能了解易道。故宋明理学家大都是非常出色的易学家，他们这些易学家又都是谈象数的易学家，其原因即在于斯，此即《系辞》所谓“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故欲了解八经卦与六十四别卦刘大钧：刘大钧教授谈易学刘大钧教授的谈，须先通晓筮草演卦的方法。现在国内的一些易学研究者，基本上是建国后上大学的，那时候易学的研究，特别是象数易学的研究长期受到压制，从上世纪５０年代初至８０年代初的三十余年间，象数易学基本上失传了。研究《易经》，特别是其中的象数易学，你不懂筮法如何研究？可以说象数易学是易学中极为重要的部分。你不懂这个，不懂其原典部分，光讲辩证法、宇宙论、本体论，但是给你一本《周易集解》就讲不出其原义。朱熹在《周易本义》上说，“才说易是卜筮之书，便以为累辱了易，见夫子说许多义理，便以为《易》只是说道理，殊不知其言吉、凶、悔、吝皆有理，而其教人之义无不在也。”理学家朱熹这种对《易》之本义的体察与认识易经谁注解的版本最好懂，贯穿于其著作《周易本义》的终始，亦贯穿于清代康熙皇帝命李光地所纂易学巨著《周易折中》的终始。我１９８３年写的《周易概论》，作为建国后第一本正面肯定并简要介绍象数易学的著作，在齐鲁书社出版后曾连续三次再版，第三次再版印数为五万五千本，后在巴蜀书社重印后，至今又再版三次，由此可见读者对象数易学研究之重视与喜爱。目前，我与“中心”的其他同志正在重点研究帛书与竹书《易》，２００５年８月已出版《今、帛、竹书〈周易〉综考》一书。
２、对很多人而言，《易经》什么时候成书，《易经》由谁所作，《易经》有哪些版本等诸多问题都很模糊，您能不能简单地给大家梳理一下？
关于《易》的成书，先儒有这样一种说法，就是“人更三圣，世历三古”，三圣是指伏羲、文王（含周公）及孔子，三古就是上古、中古、下古，当然这个时间的界定也很模糊，但是说明了非常早。严格得讲，你说的《易经》是指《周易》，因为《周易》到了汉代才被称作《易经》。《周礼?太卜》上说易有三易，夏曰《连山》，殷曰《归藏》，周曰《周易》，其中“经卦皆八，别卦六十有四”，这么来讲的话就很早了，从伏羲开始似乎可以成立了。但是伏羲是传说中的人物，因此伏羲画卦恐怕也是传说，那《易经》到底由谁来写的呢？最近出土的马王堆帛书易传的《要》篇上也有记载，子曰“文王作，讳而辟咎，然后《易》始兴。”孔子也认为是文王所作。但这基本上都是一种传说，我个人认为《周易》的卦爻辞不是某一个人所能完成的，是经过几代人前后不断地积累、补充、完备才成了今天这个样子。
有哪些版本？当时的经学研究到了汉代有今文派和古文派之分。所谓古文就是用篆文写的抄本，今文就是用隶书写的抄本。到了秦代，李斯又出了小篆，当时的衙门行公文用篆书太麻烦，为了捷便，开始用隶书，所以隶书在秦代就有了，到了汉代就普遍用隶书来写了，这很难有一个严格的界限。就像繁体字和简体字，我写字的时候经常写出繁体字，不能因为我写繁体字，就说我是１９５６年文字改革以前的人。到了汉代都用隶书来写了，老师都用隶书今文来传，比方说《尚书》吧，是由伏生传的，《易经》是由田何传的。后来，“鲁恭王坏孔子宅”，从孔子故宅墙壁里扒出来一些古书，上面都是蝌蚪形的文字，孔子后代孔安国就用隶书把它整理出来，叫“隶古定”。就像现在整理竹书一样，必须要经过专家用楷书整理出来，大家才看得懂，当时孔安国做的工作就是把发现的古文《尚书》用隶书整理出来。经学的古文派是据篆书而再用隶书抄出来的，这样经学上就有今文派和古文派。那时没有版本，为什么呢？那时都是抄书，经学的今文派始终占统治地位，从汉武帝设立五经博士开始，譬如《易经》，《易经》博士就是杨何，官方承认。古文派没有立上，后来也有费直古文易，但是始终不能立为官方博士。一直到了东汉结束都没立上，一个致命的要害是古文派“无本师”，你这一套讲法是谁给你传下来的？你个人这么讲怎么能行呢？你没老师传授啊！所以，经学古文派一直到最后都没有在名利场上战胜今文派，但这时它的势力已变得非常大，尤其是郑玄出来用今古文遍注群经，这样一来，后人闹不准哪些是今文经，哪些是古文经。
郑玄把派别的界限全部打破了，用现在的话说叫郑玄给掺和了，以后也就不好再分了，因而也就不能再延续今文派和古文派的斗争了。《周易》的今文派里有古易和今易，今易就是孔子的人文易，刚才讲到了，伏羲易是“神道设教”之易，孔子易是“人文化成”的易，到了汉代孔子易具有强势地位，虽然那时候也重视卜筮，但总的来说，人文易把占卜的力量大大削弱了。在秦代“焚书坑儒”的那场劫难中，《易经》之所以没有被烧掉，就是因为它是“卜筮之书”。到了汉代，就变成“洁静精微”的书，汉代的一些著作谈论政治的时候，都要引用《易经》的经文和传文。汉武帝设立五经博士，我想《易经》博士也不是光讲一些经文大道，遇到大事的时候，皇帝肯定也要他予以卜筮，像后来田何的四传弟子梁丘贺，就是因为卜筮而得到皇帝的宠信。现在小学生用的演草本，大演草、小演草，不就是肇始于过去筮草的演算功能吗？我们现在常说这可不是好兆头啊，等等，不就是从以前的龟甲占卜而来的吗？因为古人是看龟甲上钻灼后的裂纹来预测吉凶，而这裂纹就叫“兆”。汉代的时候有今文派和古文派，汉代结束以后，尤其是魏晋南北朝的时候，今文《易经》已经不全了，到了宋代就完全失传了。反而是费直古文易传下来了，咱们现在的本子是古文经学，“无本师”的古文易传了下来，为什么呢？因为今文经学一直处于官学的位置，它长期养尊处优，吃着大锅饭，这样就不能奋斗了，没有那种奋斗精神了，丧失了生命力。咱们现在通行的是古文易，没有本师的古文易反而传下来了。我们今天传的是王弼的本子，王弼传马融，马融是传费直古文易，今文经学的孟喜抄本到了唐代就已经不全了，宋代的时候就完全失传了，其流传的关系大体上就是这样，咱们现在见到的是没有本师的古文《易经》。
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易经》《易传》很重要，使我们又看到了今文经学的面貌，这个本子保持了原貌。我们知道，书在传抄的过程中很容易被人改动，有些弄不懂的地方，他就根据自己的想法改，有时候就给改错了。今文经学尘封地下这么多年没有经过后人任何改动，这是最可贵的地方！
３、您经常说，易学精神“含弘广大，品物咸亨”。除此之外，您认为易学还具有哪些精神？
“含弘广大，品物咸亨”包括内容非常大，即先儒所说：“极天地之渊蕴城市风水，究人事之终始”，“品物咸亨”是说经易学精神化解，所有的事物都能达到亨通的境地，也就是“与天地合其德，以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有天地人三才之道。《易经》画六个爻，就是天道两个爻，地道两个爻，人道两个爻。我认为易学最重要的是它仿效天道的变通精神，国外翻译《易经》，一种是音译，还有人翻译成谈变化的书，咱们经常讲“剥极必复”，“否极泰来”，抛物线的最高点永远是下落的开始，它认为最好的时候往往就是已经孕育衰败的时候，盛极必衰嘛！《易经》的发展永远是一种阴阳平衡、阴阳守中、阴阳互补的发展方式。我们在称赞别人的时候往往会说，你现在的事业可是如日中天，《易经》认为如日中天不好，中天之日马上就要西斜了，它认为最好的状态是早晨八九点钟的时候，往上上升的一种态势。否卦和泰卦讲得很清楚，“先否后喜”。一个研究《易经》人，一个真正掌握《易经》思想的人，他总是在最困难的时候能看到光明。因为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就是这样的变通精神，这是《易经》非常重要的精神。它和天道结合，即“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即孔子易的“人文化成”，其实这种思想，也不是孔子一个人发明的，孔子是作了一个总结，“综其大成”，在这之前《周易》经文之“既济”卦中早已有“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实受其福”。
孔子要求人们加强道德仁义的修养来求吉求福，这就是帛书《要》篇所说的“君子德行焉求福”，“仁义焉求吉”。你占一卦算算今天几点去撬保险柜不会被逮到，你算算几点钟去杀人最合适，你算算什么时刻放一把火烧的屋子最多……，这些永远都算不准，干坏事怎么能算准呢？“易为君子谋，不为小人谋”，其实就是秉承了孔子人文易的精神。只要注重道德的修养，自然就可以求吉求福了，不用再卜筮了。扩展到风水上，有句话叫“茔田不如心田”，选再好的茔田都不如心田好。孔子讲“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成名是长期积善的结果，不是作恶的结果。孔子又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像冰心、梁漱溟、冯友兰、马一孚、巴金等先生有福有寿又有名望，这都是长期积善的结果，按照孔子的说法叫“仁者寿”。孔子当时活到７３岁是高寿了，路上行人七十稀嘛！孟子活到８４岁已经很了不起了，这都是长期积善的结果。故只要能做到凭心做事，忠厚为人，把心放开，不要去计较一些小事。特别是那些曾经对不住你的人，对不住你的事，更要善于忘却，有如此之心态，心脏一定不会出问题，一定会６０岁而有３０岁的心脏。故我在十年前赴台参会时，路过香港，现在的中新社社长郭招金先生（时任中新社香港分社社长）去采访我，分手时我赠他一联：
数术不演仁者寿
龟筮岂卜贤人愚
就是对孔子如上思想的总结。
４、就中国传统文化来说，您曾说易学是中华文明的源头活水，而儒学是中华文明的主干中坚，您能不能给大家解释一下？
因为《易经》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中较古的一部典籍，而孔子晚而喜易的说法近代以来受到怀疑，因为学术界对《论语》中“假我数年，五十以学易”有不同的解读，五四运动后形成一股学术思潮，这些学者对古人的经学、史学都产生了怀疑，经他们辨证，很多经学资料不确，或考解的不对，中国的历史也没有那么古。这也可以理解，那时经学不行了，让人家洋人的洋枪洋炮打得落花流水，他们是在那种悲愤的情绪支配下做学问，认为什么都不行，经学也没有那么久，历史也没有那么古，张岱年先生称之谓“疑古过勇”。孔子和易学毫无疑问有很大关系，马王堆帛书《要》篇中记载“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橐”，孔子热爱《易经》到了这个程度。孔子研究《易经》以后，写了《彖?上》、《彖?下》、《象?上》、《象?下》、《文言》、《系辞?上》、《系辞?下》、《说卦》、《序卦》、《杂卦》十篇传文解释《易经》。当然，经过后人不断地辨析论证，这些篇章可能不是孔子写的，因为孔子“述而不作”，可能是孔子的弟子和再传弟子写的，但是肯定这些解《易》文字与孔子有很大的关系，整个思想的传承是和孔子有关系的。孔子这么喜欢《易经》，“居则在席，行则在囊”，为《易经》作了“十翼”来解说，所以一开始《易经》就是儒学的源头之一，《易经》是组成儒学思想的非常重要一部分，这是毫无问题的。
５、在学术批评网上，我看到有学者批评易学的研究方法太过单一，没有将当代前沿科学譬如超弦理论、量子色动力学等纳入研究范围， 您怎么看待这种批评？
首先说得有个连接点吧，关键在于谁来充当这个连接点？现在学术研究分得越来越细了，在国外，研究一个苍蝇的眼睛都可以拿到博士学位。我们自己不懂什么超弦理论，反过来讲，那些专家也不懂易学，谁来研究？那些批评者只会拿几个新的理论名词来批评。如果这些人懂，他们大可将超弦理论、量子色动力学纳入研究范围，将有关论文寄来，我们《周易研究》上确实有易学和自然科学这个专栏，也确实有一些学者写易学与量子力学、易学和模糊数学、易学和生物学等等方面的文章。这些领域我们不懂，又不能乱弄，为了严谨，我们找校内外相关领域的学者，花高价让人家审稿。我这样一说你就明白了，问题是没有人来充当这个连接点，缺乏这样的人才。我们懂就太好了，我们自己就可以弄了。那些提出要将超弦理论纳入易学研究范围的人，他们懂不懂？仅仅是提出一些“浅入深出”的批评，这很容易，而扎扎实实做事，往往就难了。
６、中华文化中“天人合一”的思想贯穿始终，易学中也有类似的天、地、人合一的思想渊源，这与近代以来自然科学摆脱“天人合一” 思想有着明显的差异，可谓南辕北辙，刘教授，您是怎么看待近代自然科学的这种“举动”？
易学讲的天、地、人合一主要讲天道，地道，人道，合到一块，是通过卦象来表现的。近代自然科学摆脱天人合一已经造成恶果了，现在环境污染、温室效应等问题就是没有遵循天人合一的理念。中国人对天是非常敬畏的，“征服自然”的口号是西方人提出的。我们古籍上少有“征服自然”的说法，反而大量的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之类的提法，对自然是效法，当然就充满敬意。古代人讲“法天法地”，你得非常崇拜才去效法，别人比你强你才去效法啊！你说你去效法二傻子，那你脑子也有毛病，效法本身就有敬畏和崇拜在里头。西方人把自然看成人的对立面，我们中央电视台也有个栏目，叫“人与自然”，其实，人就是大自然中的一部分；人们又往往把环境看成自己活动的舞台，人在这个舞台上表演，其实人和环境也是有效地结合在一起的。征服自然不就是把人和自然对立起来吗？这种思想受到了大自然的嘲笑、愚弄和惩罚。而且，下一步，不加辨析地片面强调自然科学，而不用天人合一的思想指导其研究易经谁注解的版本最好懂，不重视自然界的阴阳平衡、阴阳互补与守中，当你得到这一面的时候，你更多的是失去了另一面。易学的阴阳平衡、阴阳守中、阴阳互补是非常有道理的。现在已经有人把它用于环保，把《易经》作为环保的理论加以研究，不就是因为《易经》讲究阴阳平衡，讲究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嘛！
１９５８年的时候，有这么一种口号：“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你来干嘛？气温升高五十度地球上就没有人类了，太狂妄了。温室效应导致一些病菌出来了，现在流行禽流感，有人说和野鸟迁徙有关，野鸟迁徙了几千年、几万年甚至几十万年都没事，为什么偏偏现在迁出事了？这些事情和温室效应到底有什么关系，目前为止还没有人专门研究。其实，有好多病菌是随着温度的升高而产生的。自然中一些很细小的变化都能毁灭一种生物。譬如臭虫，现在城市里已很少有臭虫出现，偏远的山村可能会看到。我看过一个资料，臭虫用皮肤呼吸，环境一旦发生微小的变化，这些东西就要遭殃了，这都是非常危险的先期征兆。
７、刘教授，有这样一个问题，现在一提到《周易》，很多人都首先和算卦联系起来，而且市面上一些算卦的，也大都声称自己是研究周易的，您怎么看待这个事情？
这个事情可以理解。过去直到上个世纪的１９６６年以前，算卦并不受禁止，没有受到打击。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就不准算卦了，没办法，那些江湖术士就得为自己找一个保护伞，他就说《易经》算卦不是迷信，是学问，人家大学里都研究，这样就硬生生地把算卦（包括梅花易数、八字命理、测字等并非西汉人的筮法）和《易经》扯到一块。在民间，这一部分人的力量很大，久而久之，人们自然而然的把《易经》和算卦联系起来了。话又说回来了，《易经》原本就是占筮的书，易学研究确实有纳甲筮法，我们给学生讲的时候也要讲，不讲对易的研究就不完整，这样也容易让人们误解。但这种误解主要是由于民间搞算卦的人造成的。
同时，有些人故意拿算卦来降低你，这是一种文人相轻的战术。其实他们并不知道，孔子也算卦，他讲：“吾百占而七十当，唯周梁山之占也，亦必从亓多者而已矣。”研究《易经》而不懂占筮，不是一个全面通《易》的学者，近代学者如杭辛斋、尚秉和、钱穆等先生就经常给人家算卦，这是文人一趣、文人一乐嘛！１９８７年召开首届易学国际研讨会的时候，冯友兰先生给大会发来的贺信中就说“研究《周易》当然要研究它的哲学思想，但《周易》毕竟是一部卜筮之书，对这一方面也要进行挖掘和整理”。张岱年先生也多次对我讲，能够全面精通《周易》的象、数、理，才算得上一位真正的《周易》学家。数主要指算卦，象和数不分，理就是哲学思想，《周易研究》这个刊物大部分都是刊发分析哲学思想的。“９８５工程”中“易学与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一个大的项目被教育部立项，这意味着学术界认可了易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
８、构建和谐社会是我们全民族正在努力的方向，易学研究对于和谐社会的构建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易经》上讲“保和太和乃利贞，”这是《彖传》上讲的。咸卦上也讲“天下和平”，《易经》非常讲究和谐，讲究阴阳平衡，阴阳守中。和谐社会也是这样，我认为这是中央非常有战略性意义的部署。一个社会如果出现动乱，就是阴阳不平衡、不和谐了，譬如贫富差距过大，就容易引发乱子，孔子在《论语》中说：“不患贫而患不均”。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国家拿出很大一部分经费搞现代农业，这绝对是非常了不起的战略部署。国务院还规定要把一部分大的教育经费转移到农村，搞义务教育，这也是非常重要的战略部署。目前农村学龄青少年、儿童仍占全国大部分，不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下一代人口的素质就会成问题，我国今后的可持续发展就没有保障。现在农村教育有两大问题，一是农村的基础教育有问题，二是考了大学没用的问题。以前考上大学能分配工作，能进入城市，故而称考大学为“考户口”，现在考了大学不分配，甚至连户口都解决不了，收不回成本，导致现在学历越升越高。以致农村好多家长不让孩子上学，故现行教育体制的改革刘大钧：刘大钧教授谈易学刘大钧教授的谈，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９、易学应当说是传统文化中比较难入门的学问，对于现在的青年学子来说，涉足易学似乎显得困难重重，您怎么看？
现在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年轻人古文基础越来越差，这是一个大问题。要想深入研究，训诂学、音韵学的知识都得知道一些，古文字基础也要有一些。但最重要的还是兴趣，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学问本身确实比较枯燥，但是一旦掌握了它的精髓以后，就会感兴趣，感兴趣就想一步一步往里走，越走越深，越深越感兴趣。一开始感到难，这是古文基础差的原因，再一个是一些象数术语看不懂，譬如“之”、“消息”、“旁通”等易经谁注解的版本最好懂，和现在发布消息的“消息”完全两回事。往往就是这些术语成了拦路虎，这些术语弄通了，即可读通原典，原典读通了，自然兴趣就产生了。
